900多年前的一天，苏轼在给他的小伙伴、宋代诗人郭功甫(祥正)写这封送别手札时，或许无法料知，由于那时没有二维码，直接导致今天的一些人，忽略了这份手札背后的文人友谊，反而对他的笔迹产生极大的质疑。

　　《功甫帖》真伪之辩显然不是一场三个专家指认一个买家买假的简单事件，在其背后，一个传承几千年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在为艺术品“正名”的这个环节上，正出人意料地罹患了“失语症”……

　　让《功甫帖》再“飞”一会儿

　　本刊记者_辛追

　　和娱乐界一样，收藏界也需要头条先生。但与娱乐界得到头条先生称号就等于得到财富与地位不同，在收藏界，上了报纸的头条，很可能意味着这位先生未来一段时间的日子会很不好过，小名“毛毛”的上海籍收藏家刘益谦恐怕就处于这一状态中。

　　圈内达人方先生听说刘益谦去年秋天刚入手的《功甫帖》被人质疑时，恰好是在元旦家庭聚会的饭桌上。当手机报推送出这条消息，方先生很不以为然，“这些媒体就是爱炒作，不然怎么挣稿费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借着手机看完全文，感到一头雾水。“博物馆专家和我们这些跑市场的是两条路子，他们很少说话，更别说是以这种方式说。”方先生说，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给刘益谦拨个电话问情况，但转念一想：这或许仅仅是小问题，毛毛本人未必在意，如果事情有下文，再打电话不迟。

　　令方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看来就是个业内对某幅作品真伪有争论这样一个小事情，后来偏偏朝着是非不完、恩怨不断的方向发展开来。

　　打枪与挡枪

　　“刚到2014年就上了报纸头条，刘益谦好运气啊。”在某网站论坛里，有人用调侃的语气说着早已成为街谈巷议热词的《功甫帖》主人。几乎就在同时，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从纽约苏富比拍卖场换回“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这9个字的刘益谦，已经在一些媒体口中从“爱国者”变成了“土豪”。

　　当三位专家推出言之凿凿的“双钩填墨伪本”研究结果时，舆论一开始的一边倒足以让刘益谦犯懵。从他的公开声明也不难看出，让他发懵的不是专家，而是专家背后是否有“推手”。

　　在前后几份声明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首先，他受不了“专家以官方的口吻一致判定《功甫帖》为‘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的‘双钩填墨’的‘伪本’，并且认为《功甫帖》的回归‘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而此帖如果公开展示则会‘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其次，“上博的三位研究员，不顾个人职务身份可能带来的误解，在自身的学术观点都未能统一的前提下，就在大众媒体上以官方名义发表最简单粗暴的结论，这不仅会给上博带来名誉损害，更有依仗职务便利博取眼球的嫌疑。”他也承认，经历了这个岁末的纷扰，他已身心俱疲，其中的压力和委屈难以言表，因此保留通过各种(包括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力。

　　最终，他期待卖家纽约苏富比承担论证这件拍品真伪的责任。因为他清楚，苏富比不怕事，真能证明他们卖了假货，买家是可以要求他们退货和包赔损失的。5000万元人民币对一家全球拍卖公司而言，不算大钱，如果真是假货，就算多赔点，只要能挽回名誉损失，苏富比也花得起。但难就难在怎样证明东西的真假。“西方国家艺术品的传承记录是很严格的，而且开始的很早，因此拍卖公司保真并非难事。中国艺术品的情况很特殊，因为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很多艺术品遭到了毁灭冲击，能够留存下来已属万幸，传承记载有时是断代史。”一位业界人士表示。    至截稿时，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已经发布了对苏轼《功甫帖》的鉴定报告，这份报告坚持认为2013年9月19日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成功拍卖的苏轼《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绪，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上博研究员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对于这份报告，上博三位研究员中的一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会看、不理它”，但买家刘益谦认可了。

　　另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正当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研究文章公布后，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发表声明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本人愿意购藏，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了5000万现金。

　　对于这份声明，刘益谦的回应是“目前关于苏轼《功甫帖》争论正处方兴之期，轻言放弃尚早。本人期望并相信这场前所罕有的真赝论辩，最终将毫无悬疑地接近历史真相。”与此同时，刘益谦表达了自己对于朱绍良的钦佩与感谢之情，认为朱绍良在《功甫帖》面对真赝考辨与毁誉纷争之时，还能坚信这件拍品为真以及表示愿意接手，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勇气和立场，并恳请朱绍良将自己的《功甫帖》研究公布于世。

　　暗潮与蜂拥

　　与勇气和立场相比，在收藏界圈子里，世事洞明，同时人情练达的人不在少数。就像一位碍于身份无法具名的人士说的——对于有些事，所有人都知道不说实话没意思，但说了实话又太伤人。

　　《功甫帖》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源于艺术品鉴定界中，一个长久没能解决的问题——当一个买家想买或者已经买了一件东西时，在博物馆专家和民间高手之间，哪一方的鉴定结果更具权威性和公信力？

　　“我们都很尊重博物馆系的专家，如果要组织召开个研讨会，让我们从博物馆专家和民间自身鉴定人士两方各挑几位聘为顾问，那么天平一定会倾斜于博物馆系的专家们。博物馆里的专家也分成几类，有些人是专门搞理论研究的，看不懂真伪，但学术进步要靠他们。如果说不是开研讨会，而是我们拿着真金白银去买东西，这时还是要找民间专家，这些人眼力好，自己也买东西，知道刷卡那一瞬间钱的分量。”对此，一位收藏界人士对《艺术品鉴》记者这样说。

　　在他看来，人们所熟知的张葱玉、徐邦达等老先生，都是在民间收藏圈子里成长起来的，他们自己就是收藏家，因此他们对于艺术品的鉴定意见才在别人眼里弥足珍贵。

　　“但是也分东西。比如说很多人也问过我，唐宋时期书画作品能买吗？我就直接告诉他，这些东西年代过于久远，没有可买性。如果你非要买，只能听博物馆专家的意见，因为他们理论基础扎实。相比之下，如果你要买近现代或当代作品，我认为这是可以买的，但一定要找民间专家帮你看，因为对于这些时期的作品，民间专家要么与作者本人或家族熟识，要么阅宝无数，有时博物馆专家看一幅作品看了半天，民间专家打他身边一过、瞄上一眼就知道真假了。”对于这次的《功甫帖》事件，上述人士认为，他更倾向于听博物馆专家的话，原因是“人家一撇一捺都给你找到出处了，你拿什么反驳人家？”

　　与此同时，冷眼人发现，在《功甫帖》事件发酵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不断卷入新的讨论者，继而引发了一场跨越时空(查找古书成了最近很多人常做的事情)的中国艺术品鉴定界大讨论，或者也可以将其称为没现场的新年研讨会。虽然很多问题都旧的掉渣，但谁让这些问题始终没找到答案呢？越没答案就越有讨论价值，随随便便说上几句“站队”的话，也能吸引眼球。

　　“有时候聊着聊着，甚至涉及到了研究员和收藏家的个人背景，八卦程度羡煞娱记。”一位圈内人这样调侃道。

　　争论与真相

　　在收藏界，国资民资一向是保持接触，偶有合作，鲜有摩擦。而这次，上博三位专家的口吻显然是与市场派的“硬碰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三位专家的研究文章是否代表官方？如果是学术文章，为什么不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而是以“预报刊发”的形式发表在社会媒体上？还有，说这一幅作品是假的，那么三位专家是否看过真品？

　　是人傻钱多还是货真价实？在这场持续发酵的《功甫帖》真伪之争事件中，人和货都被扔进了舆论漩涡。虽然刘益谦自己说，越是争论就越接近真相，但已经有人站在比上海博物馆更高的地方，朝着这句话泼了盆冷水。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也表示，《功甫帖》事件实际上是近年来不绝于耳的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问题稍高级别的街谈巷议，其真伪争议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并称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而由《功甫帖》所牵涉中国书画鉴定的全局问题，则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从宏观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望气”的全局鉴定派，还是注重细节的技术派，亦或是精通史书的历史传承派，这几大鉴定派系对于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看法，时常相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既有钱、又对收藏界颇为熟识的人士谈古代书画都摇头的一个原因。收藏大家马未都就曾说，早年间，他亲眼看到几位鉴定界泰斗同时看一幅作品，一个认为作品好得不行，另一个却说假的不行。也是从那时起，他对古代书画收藏“失去”了兴趣。

　　刘益谦也说：“古代字画宋元字画历来都有争议，争议很正常，特别是在权威专家缺乏、遍地都是专家的时候，上海博物馆作为国家博物馆，第一次对民间的作品进行评论与研究，这本身利于民间作品收藏的进步。”

　　可见，子弹一直飞，总还能发现正能量。“对于上博与民间收藏家的争执，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期待。”在谈到这一话题时，一位在混迹艺术品市场多年的人士对《艺术品鉴》记者说。

　　“我期待下一回，再有哪个收藏家要到国外或者香港去拍东西时，这些现在很活跃的文博专家能同往，这样一来，双方都认可的东西，再往回买。之后无论放在公立博物馆，还是私人美术馆，都能对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起到积极作用。文博专家也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拍场气氛，以及收藏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情怀，同时，借助他们的力量，民间收藏家们也可以把钱花在刀刃上。”该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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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博专家质疑《功甫帖》是伪本的依据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经过鉴定与考证，认为刘益谦所购《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对利用“双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现象进行考证和研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

　　书写

　　通过考证发现近期露面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于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凌利中展示了《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对比可见，其书艺水平远远胜于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

　　单国霖在《苏轼<功甫帖>辨析》中认为，《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他认为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翁方纲题跋，单国霖从印鉴和书法两方面入手，判断亦为伪造。

　　印章

　　上博研究员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边封接连。

　　这件拍品是一件立轴，在翁方纲的题跋之下，可见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会在《功甫帖》上留印。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泽相同。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样的，引起争议。

　　钩摹本中，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余明清题跋及鉴藏印皆伪，此属坊间作伪者之惯用伎两。且《功甫帖》钩摹本也并非安岐旧藏的那件，更无李佐贤所言原为永惺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之史实。

　　先例

　　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无二致。上博三位研究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伪本钩摹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惺(1752－1823)的《诒晋斋摹古帖》，其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并非“明人伪本”。经过研究，发现此伪本的钩摹手法与《功甫帖》伪本如出一辙。晚清文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在当时已有指出：“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